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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60年代,小商人、环保主义者的博客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未有所闻,未有所见

 
 
 

日志

 
 
关于我

一九六十年代生于福建闽西小城长汀,高中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 经历过厦门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石油化工专科学校(现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等高校学习、工作,外资厂打过工、香港卖过苦力,现在广东经商。 自以为是有思想的人,不愿做封建统治下的奴才。 对社会的看法:珍惜现在,并不是要忘记过去,记住历史,也不是要清算旧帐,而是要悲剧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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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从“腐朽无能”到“我大清”  

2016-12-23 11:37:59|  分类: 读史有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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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原作者好像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标签: 腐朽无能 我大清 杂谈 分类: 新闻
转发:从“腐朽无能”到“我大清” - 生于60年代 - 生于60年代,小商人、环保主义者的博客
       我并不认同“文革”时所谓“人民史观”以及那时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那么正常。而且正如“文革”中从前期“横扫帝王将相”到后期大颂“法家帝王”一样,这二者常常是同出一根的。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在当时盛行“荆轲刺孔子”式的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朝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随着“文化热”的主流从“反传统”到“弘扬传统”的转变,“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x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经济中娱乐文艺自然繁荣的成分外,为免罹文网而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戏说”式帝王剧明言为游戏之作,有的更以“不是历史”、“纯属虚构”相标榜,供人消遣而已,谁也不会把它当成历史来解读。虽然这种“文化快餐”如果太滥,会引起“雅文化”方面的不满,尤其是如果它因免罹文网而繁荣,更会引起忧患意识对玩世遁世倾向的批评。但对这些作品本身人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戏说”嘛,何必当真?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台长制片、“大片”派头、“主旋律”驾驶、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现代话语的“改革皇帝”、清朝“第三代领袖”的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在意外惊喜之余还是委婉地表达他对这个“高大全”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造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问题在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而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它渲染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不如说是“文革”皇帝。无论就其“高大全”的创作手法还是就其影射史学的“法家帝王”模式而言,它都与“改革”无缘而与改革前的“文革”遗风相承。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发展,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胡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胡说”之一: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一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为奇。即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恶”,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本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之恶、专制极权具有“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都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的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顶着他的严刑峻法而“流言”四起。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接受了康熙的传位,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社会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悔改,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迫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动正义的反击,但依然宽宏待敌,仁至义尽。通过雍正自己粗茶淡饭,却给大逆犯曾静享用丰盛御膳,自己大义灭亲杀爱子,却对主要政敌“阿其那(狗)”不忍加诛等“感人场面”,电视剧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荡皇恩!
       这样的胡说也未免太离谱了。封建古代的宫廷阴谋往往成为千古之迷,说法众多难以统一并不奇怪,可是在雍正问题上无论怎样众说纷纭,严肃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大义觉迷录》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评价雍正政绩的人在内。因为该书的拙劣编造早在当时就已是欲盖弥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为禁书。正如我国一流清史学家集体编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简史》所说:“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皇位,事出仓促,密谋不周,以致漏洞太多。雍正即位后,花了很大气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意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对这样一种连雍正的儿子和制定继承人都羞于示人的编造,我们的编导却不仅全盘接受,还锦上添花,真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冯尔康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倡导给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誉雍正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但冯先生对雍正伪造历史的劣行也深有体会。中国素有标榜直笔的“史官文化”,虽然实际上历代帝王都干预修史,造成“实录”不实,但象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图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宫中档案要改,何况《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种爱好当然不是闲得无聊,实在是他亏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国”而言,虽然九重之内的许多细节已成千古之迷,民间种种流言也未必可信,但今天已能确证的事实是:
       第一,康熙暴卒于畅春园时,胤禛与负责警卫的隆科多控制着局势,真情如何只有他们二人清楚,而《大义觉迷录》所讲的“八人受谕”之说纯属编造。他为何要编呢?
       第二,所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仍存故宫内第一历史档案馆,它之为雍正伪造是铁证如山的,正如大力为雍正“辩诬”的冯尔康先生也指出:“毫无疑问,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当然,冯先生并不认同雍正“篡位”说,但他没有解释:不篡位为什么要矫诏。
       第三,康熙末年诸皇子在朝臣中声望最高的皇八子胤禩,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十四皇子胤禵,而胤禛并无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继位大出人们意料。这一背景是明摆着的。
       第四,雍正即位后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旨令的赵昌诛杀,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称此举“使举国震惊”。接着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发的朱批谕旨全部上缴,严禁“抄写、存留、隐匿”。这显然有杀人灭口与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继位的关键人物。隆掌宫禁,传“遗诏”,而年则为雍正派往西北监控争位主要对手胤禵的亲信。即位后雍正一时不顾君臣之礼地大捧他们,称自己不识隆才,“真正大错了”,说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年更称为“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还检讨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闻。然而大位一稳,雍正很快翻脸杀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杀隆科多时还特别宣称先帝临终是“隆科多并未在御前”。当时被视为“遗诏”传人的人如今竟被认为根本不在场!如非杀人灭口而是仅仅因为其他罪过,这从何说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后似乎害怕康熙的亡灵,弃康熙常住的畅春园、避暑山庄而不住,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创建西陵作为自己的归宿,等等,都是后人断定雍正“得国不正”的根据,这一切决不是“雍正的政敌造谣”所能解释的。
显然,雍正谋位成功只是“厚黑学”成就,何尝有丝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他“结党谋位”至少在康熙52年,即康熙死前9年已开始,“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当然,专制时代宫廷斗争毫无道德可言,“谁上台手脚都不干净”,雍正的政敌也未必见得比他好。但无论胤禩还是胤禵,其治国思想都于史无征,他们之间的争夺既谈不上是道德之争,也谈不上是政见、路线之争。
       如果说雍正夺位问题尚有疑云的话,剧中其他地方对雍正的美化就更是“胡说”了。曾静一案雍正的处理即使从封建法制看也是怪戾的,他残忍地将只有思想异端的吕严沈三族株连惨杀,却留下“现行犯”曾静为他宣讲《大义觉迷录》,电视剧居然把这描写成仁慈之举!雍正的最后四年一直“安适如常”,他的猝死虽然史无确证,但包括推荐雍正之治的杨启樵、冯尔康等在内的海外清史界多认为是妄求长生迷信丹药中毒而亡。电视剧却描绘雍正长期抱病操劳,为治国而“活活累死”。雍正的政敌胤禩、胤禟被他囚禁后不久几乎同时死去,死前被贬称猪、狗,受尽虐待,一般都认为是被雍正授意虐杀。而电视剧不仅将二人被镇压的时间又雍正初移到雍正末年,以显示二人一直搞破坏,而雍正一直忍让,还描写雍正宁诛己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肯杀弟弟!如此等等。为塑造这个高大全道德偶像,真是不遗余力了。

“胡说”之二:“天下读书人”挑衅“改革皇帝”
       如果仅仅出于道德宣传而抬高雍正倒也罢了。这部长剧的特点恰恰是“胡说”而不是“戏说”,它对“历史”的创作并非游戏之笔,而是按鲜明的观念来剪裁、组装的。这一观念就是:“天下读书人”清流误国,结党乱政,而“改革皇帝”依靠家奴治国,为民作主,两条路线斗争贯穿“新政”始终。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该剧精心编造,把历史上本在雍正初年便被囚遇害、而且据乾隆说也“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的“八王”胤禩说成雍正一朝反对派势力的总首脑,让他活动直到“雍正十二年”即雍正死前一年,虚构的阴谋兵变被粉碎后才失去自由。在这个臆造出来的总司令麾下聚集了编者想象得出来的一切恶势力:从贪官污吏、关外满州八旗守旧贵族直到举着孔孟牌位上街游行的“天下读书人”。
       也真亏他想得出来!极端反汉化的关外八旗守旧贵族与代表汉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居然成了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团结起来与皇上作对!
       尤其对于“天下读书人”,编导表现了集中的仇视,片中屡屡出现当代某“学者”关于“清流”乃万恶之渊的现代话语,突出表现雍正杀言官、诛谏臣、惩治“科甲朋党”、为得罪“天下读书人”而不惜“身后骂名滚滚来”的种种豪举。应当说历史上的雍正的确有此倾向,他对科举出身的文臣有看法,宁用家奴不用名儒,尤其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尤为厌恶。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当然不希望臣仆们腐败自私,也要奖廉惩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种“海瑞罢官”式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沽名钓誉”的“巧宦”比那种惟命是从的贪官更坏,他因此惩处了一大批“操守虽清”而奴性不够的儒臣,如李绂、杨名时等。虽然喜欢奴才而讨厌“海瑞”是历代皇帝的通病,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还是要肯定“海瑞”的道德意义的。而雍正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容忍独立人格,在理论上更是突破儒家道德观,公开批判“洁己沽誉”的清流传统,因此他的确有典型性。
       在今天看来,传统人士的确有诸多劣根性,在意识形态上道德虚伪的一面造成言行不一之弊,在体制上科举入仕之途造成知识人与官吏身份合一,作为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层他们不仅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甚至也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抗衡皇权的贵族精神。而在某种情况下,儒生的迂腐确实不如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因此雍正排斥儒生任用奴才,对雷厉风行地贯彻其治国主张是有一定作用的,放在当时背景下确也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说雍正的“反儒”与现代意识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是截然相反的:它反对的不是“天下读书人”对皇权的依附性,而恰恰是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它要消灭的是“读书人”的个性,要发扬的则是刀笔吏的奴性。
       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连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谏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如今人们常对“宫廷戏”、“辫子戏”充斥荧屏啧有烦言,对清官、忠臣形象满天飞而公民、人权意识萎靡不振多有批评。但老实说,象《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这样咒骂清流而崇尚趋炎附势的作品比50年代的《海瑞罢官》都差远了。
       《雍正王朝》为弘扬“雍正思想”而在编造“历史”上走得多远,以下可见一斑:
       雍正一朝的三大“模范总督”是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鄂尔泰通常都列三人之首,其治绩与影响包括雍正的评价更胜田、李一筹。但电视剧却突出田、李而隐去鄂氏,为什么?因为鄂是科举入仕,而田只是监生,李更非“读书人”。但李虽读书少,却是个大财主,他是康熙末年“入赀(捐钱买官)为员外郎”而进入官场的。而电视剧为了突出“清流误国、奴才救国”的主题,把这个李员外“变”成了“要饭的叫化子”出身、被胤禛收为家奴后才苦尽甜来!显然编导这一创作是要表达“读书人犯上作乱,工农干部才忠于领袖”的观念。
       田文镜、李卫的确是忠心事君,政绩卓著的名臣,但奴性太重也有消极一面。尤其是田文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是个“放卫星”的高手,他治理的河南年年以钱粮超额受表扬,但雍正八年大水灾,田匿灾不报,还谎称“民间家给人足”并严催钱粮,弄得豫民大量逃亡邻省。邻省告发,雍正查明属实,却为田开脱说:田“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耳”。类似的情形发生多次。田后来留下骂名,固然有他为皇上办事敢于得罪地头蛇的因素,但老百姓也麻他同样是不可否认的。总之,雍正厌“清流”而用奴才是实,但程度没有那么甚,效果更没有那么好。而电视剧在这两点上是夸张得太离谱了。
       雍正年间有过严惩李绂、谢济世、陆生楠“科甲朋党”一案。这其实是个大冤案。李、谢分别于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月各自上疏参劾田文镜,据说是因“天下读书人”受压制而不满。陆生楠并未参与劾田,只因是谢的同乡而受株连,三年后又有人告发他有“抗愤不平之语”遂罹文字狱之难。这三人的确都有“读书人”的牢骚,但只是各自行事,何来“结党”之说?更何况李、谢之劾田文镜也不是没有田的过错。因此后人多称三人之冤,就连今日最推崇雍正的史学家如冯尔康等也认为此案“未免冤抑”。然而到了电视剧里,却变成了三人带领大批“读书人”出身的官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难于朝堂。李谢相隔数月的各自上疏也变成了三人领衔的大批人一再集体上疏请愿闹事。于是伟大领袖一举粉碎这个知识分子反党集团也就义正词严,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的证明了。
       循着“天子圣明,为民作主,奴才忠诚,书生可恶”的“雍正思想”,电视剧几乎把从清初以来的一切坏事乃至作者认为坏而其实未必坏的事都算到了“读书人自私”的帐上。吕留良的反清复明思想本在雍正以前,且与清初的民族矛盾和抗清斗争一脉相承,而电视剧却把他说成一些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望的自私“读书人”的反社会行为。曾静的反清直接受吕留良影响,也是民族矛盾的体现,而在电视剧里却成了“读书人”反对“新政”的小丑行径,其原因是“新政”使“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科举制度造成了“儒的吏化”,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皇权操纵下形成的“缙绅”,具有知识分子与专制官僚、“读书人”与皇家奴才的双重身分,也因此享有了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在“官民一体当差”与摊丁入亩这类改革中,某些缙绅出于私利而百般阻挠,但他们正是以专制官僚于皇家奴才的身份、而不是以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身份这样做的。电视剧对专制皇权大加歌颂,却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天下读书人”的清流、清议与知识分子的敢讲真话(当然是相对而言),这不是颠倒黑白么?
       总之,《雍正王朝》在弘扬“雍正思想”方面甚至超过了雍正本人,为此还可以剪裁历史、编造神话,看了这种片子真使人怀疑现在是不是“雍正十四年”?

“胡说”之三:“改革皇帝”还是“文革皇帝”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话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康之际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行中的一次,作为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体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未完全解决,象陕西关中的一些县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秘书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直到当代,不也发生过用“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事吗?——雍正的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秘书,但秘书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秘书机构来架空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鳟银是800万两而非700万两,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三千余万,一说只有2400万两,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扩大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皇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放卫星的后果看,是很难乐观的。
       电视剧极力把雍正宣传为一个“改革皇帝”,其以史喻今之意十分坦白。雍正的确敢有为,但“有为”就是“改革”么?某种变化是否能称为“改革”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改革”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时期也常讲“改革”,甚至提倡“与传统”“彻底决裂”,而他们最仇恨的“传统”便是民权、民主、民营经济。强化极权、专制与统制经济便是他们讲的“改革”。于是在“批儒评法”闹剧中一大堆“改革帝王”照耀过市,秦皇、殷纣皆成明星,雍正那时也曾被列为“法家”而与有荣焉。而作为今日改革的先声,那时中国的健康力量却发出了“秦始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呼声。当时“四人帮”还把汉代《盐铁论》中力主盐铁官营、专制国家垄断经济的桑弘羊捧为“法家”、“大改革家”。而当时就有人在海外针对性地写了《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认为主张民营经济的贤良文学家们才是“盐铁论战”中的改革派。
       贤良文学们算不算改革派姑置不论,至少桑弘羊作为一个符号是与那时的“文革”价值观相表里,而与今日的改革相对立的。的确,既然不是在“戏说”历史,也不是在搞价值中立的纯粹考据,而是要借古喻今,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改革就是要弘扬民权,而不是弘扬皇权。是取向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而不是取向于“重农”抑商、专制极权。是要建立法治社会,而不是保证“以一人治天下”。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文字狱。——而历史上的“真雍正”与今天的《雍正王朝》,究竟是取向于上述两个方向中的哪一个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雍正王朝》实际上比“真雍正”还“雍正”,这又是为什么呢?
       即使排除借古喻今,纯就历史上的真雍正而论,我们也要看到胤禛的时代毕竟已不同于秦始皇、桑弘羊之时。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相形之下,胤禛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推行都嫌专制的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居然也被称为“改革”,这岂不是对改革概念的大亵渎?

       看着《雍正王朝》,我有一种回到“文革”时代的感觉。此剧“影射失学”式的“胡说”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导其编造“历史”的“法家史观”和夸张“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叙述模式,都与“文革”时如出一辙。“文革”时夸奖秦始皇坑儒,《雍正王朝》则表彰胤禛镇压“科甲朋党”。“文革”时夸奖秦始皇焚书,而雍正正是文字狱的行家。“法家”最恨儒生议政而主张“以吏为师”,《雍正王朝》也攻击清流坏事而主张家奴治国、酷吏治国。“法家”崇尚法、术、势,而雍正恰是清帝中最精于阴谋与权术之道的。“法家”与雍正都最讨厌儒家宽仁之说以为妨碍专制,而“文革”中对“法家”的惟一批评则是嫌其还是过分宽容,“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个儒,镇压反革命不彻底。”《雍正王朝》同样是比“真雍正”更雍正,多次通过剧中人之口埋怨皇上对曾静、胤禩等政敌太宽仁了!
       “文革”中曾经大捧“法家”的“上农除末”、唯重“耕战”、“盐铁官营”、“利出一孔”的经济统制政策,以配合现实中的关闭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雍正在清帝中也正是最强调重农抑商的。他曾宣称农民最贵,不仅工商下贱,连“不肖士人”(这也反映了他对“读书人”的轻视)也不如农,因此创为“老农总吏”之制,选拔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结果在专制制度下只选出了一批作恶乡里的村霸。在农业政策上雍正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食,致使因失农时而绝收。雍正使政府干预强行进入传统时代一般不进入的农户经营中,导致了破坏性的结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这样摧残工商、禁锢市场、统制农业的强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属保守,而且效果也极坏。
       与其他“新政”不同,电视剧对雍正的这些作为避而不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毕竟已搞了20多年了!——但这些行为不也很合乎“法家史观”中的“文革皇帝”模式么?
       总之,若说电视剧宣传的是“改革皇帝”,那么“四人帮”大概就成了最典型的“改革派”——而我们这20年做的又算什么?
显然,《雍正王朝》宣扬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勿宁说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实,则是宣扬封建主义,而且是比封建传统中的儒家更为极端的专制极权主义。20多年前,这种祸害曾伴随着所谓的“法家帝王”的幽灵给我们带来浩劫。改革20年了,我们却又一次看到“法家史观”指导下拍出的“胡说雍正”。而且是盗“改革”之名,打着“第三代”的旗号俨然以“主旋律”自居,这真让人感到愕然!
       无疑,《雍正王朝》的收视是相当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有两条:
       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对于风格迥异的“胡说雍正”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部片子也的确拍的很精心,可看性强,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当然就这一点而论,许多观众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式的“另类戏说”片,以消遣之心观看的,他们未必体会到“胡说”者表达的“微言大义”。正如近年来“样板戏”、“红太阳”的一度走红未必意味着人们认同“文革”一样。
       其次,经历20多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对某种“改革皇帝”的期待,期待他能以铁腕扫清积弊,带领人们走出八卦阵,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电视剧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但就这一点而论,“胡说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来拯救自己与社会吗?

       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社会不会有真正的进步。民主,带来的可能是政客一味顺应民情。但权贵固然常常是错的,群情也未必一定是对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于不仅要不畏权贵,而且要不畏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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